容庚，字希白，号颂斋，广东东莞人。出身于书香门第，父亲容邺南是拔贡，叔父容祖椿是知名画家，舅父邓尔雅是有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。受长辈的熏陶培育，容庚少年时就喜爱收集、摹写古文字，学习篆刻、绘画。
　　民国5年（1916）容庚毕业于东莞中学。民国10年在母校任教，讲授文字学课程。在研习古文字过程中，深感清末古文字学家吴大■的《说文古籀补》一书资料不足，不能满足古文字学日益专门化的要求，于是收集资料，计划分别类编殷、周、秦、汉文字，进行系统整理。
　　民国11年（1922）5月，容庚北游京师，拟在文物荟集之地增补他的《金文编》。路过天津时，谒见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。罗振玉看了他所带的3册《金文编》稿本，赞赏不已，特意写信向北京大学教授马衡举荐容庚，于是容庚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。由此，容庚在名师指导下，专心钻研学问，进一步增补修订《金文编》稿本。民国14年《金文编》完稿，由罗振玉代为印行。这是一部内容丰富、体例谨严的商周金文字典，成为研究金文的必备工具书。
　　由于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马衡的提携，容庚于民国14年（1925）研究生毕业后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任讲师、襄教授、教授，主讲金石学、考古学和文字学等课程，并任《燕京学报》主编，兼任故宫古物陈列所铜器鉴定委员。由于有机会摩挲奉天和热河两行宫所藏而未公布的上千件铜器，又先后编纂出版了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诸书，自此著作日丰。
　　二三十年代，军阀混战，国无宁日，民不聊生。陕西、河南等地的百姓，迫于饥馑，往往盗挖古墓，贩卖文物求生。而异邦人士则争相购取，致令珍贵古器大量外流。容庚目睹这一景况，甚为忧愤，乃大声疾呼，号召同行努力收集和保护文物，以免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落入他人之手。民国23年（1934），容庚发起成立考古学社，社员遍及南北各地，成为当时考古学界的重要学术团体。容庚择选海外所藏铜器中较有名者，编写了《海外吉金图录》，并以自己精确的考证，指出某些日本学者在中国古铜器研究上的谬误，批判他们所谓“中国出土，日本研究”的说法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　　民国26年（1937）卢沟桥事变，日军大举侵华。这时，身为古文字和古铜器专家的容庚，积极呼吁抗战，被推举为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委员会主席。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，发动募捐，集资创办宣传刊物，并亲自撰写文章，痛斥历代对敌屈膝投降的奸臣。
　　民国35年（1946）秋，容庚受聘为广州岭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。
　　民国38年（1949），广州解放前夕，有人劝容庚离开大陆，但他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是个研究中国古铜器和古文字的人，埋头工作，但我爱我的民族，我爱我的国家。”
　　1952年，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，除了担任部分文学史、文字学和《说文》研究课程外，多数时间用于研究和培养研究生。
　　50年代，容庚曾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。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，在与香港、海外亲戚的通信中，容庚高度赞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。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，容庚在50年代以后，分批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00余件商周青铜器及大批字画、法帖、图书等捐献给国家。
　　“文革”时期，在林彪、“-”的压力之下，他始终不讲违心之话，不做背理之事。当报上批判《海瑞罢官》及围剿“三家村”时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这是搞“-”、“断章取义”、“罗织罪行”。“批孔”开始，有人逼他表态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对于孔子，不能全盘否定，一棍子打死，他的不少话还是对的。”这些直言，终于招来了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。容庚被打入“牛棚”，专事杂役，并成了全校闻名、重点批斗的“活靶子”、“老顽固”。然而，在无休止的批斗中，容庚却以顽强的毅力，写成《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》等100余万言。
　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他心情格外舒畅，不顾年事已高，仍接受教育部委托，举办古文字进修班，并继续招收研究生。在他87岁高龄之际，仍招收了6名研究生。
　　容庚在文字学、考古学以及篆刻、书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，著述甚丰，先后发表了27部专著、50多篇学术论文，总计800万字以上，尤其对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，在国内外素负盛誉。
　　自50年代后，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、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、中国语言学会理事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。1983年3月6日在广州逝世。